就职好时机——日本100岁以上6万人超高龄化|日本100岁以上6万人超高龄化 就职好时机

  9月1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10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6万1568人，比去年增加了2748人。日本的百岁以上高龄人口已经连续45年增加，其中女性占87.3%。

  也许你觉得这个数据还不是特别直观，那让我们对比来看，中国2014年10月下旬的数据显示，我国百岁以上高龄者数量还未超过6万人，而中国人口总数是日本人口的十倍还多。

  积极来看，长寿人口的增加是医疗条件改善和民众健康意识提高的表现。在日本，今年预计将会步入100岁的老人还有3万379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数字超过3万还是第一次，日本社会老龄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然而，虽然日本国内最高龄者是东京都涩谷区的一位女性，现年115岁，这个年龄却没有超过中国的最高龄老人。

  消极来看，超高龄化无疑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残酷地讲，这些10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不能为社会带来任何生产力，但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系统则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老人们的介护和医疗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每年9月15日（旧敬老日，2003后敬老日改为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会给年岁过百的老人赠送一个表示祝福长寿的“银杯”，而从明年开始，由于百岁老人人数过多，赠送银制品的成本过大，改为镀银的合金制品。

  同时，最近日本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底层老人”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日本高龄者处于贫困的境地。为了保持“增长型经济”，日本的货币运转非常高效，用低储蓄利息高度鼓励消费，同时提供宽松的贷款环境以促进货币再次进入生产建设环节。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由于日本有着全民保险和养老金政策来维护人们老后的健康和生活，日本人往往在青壮年在职时期享受高生活水平，轻松负担房屋贷款，但并没有存款的倾向。

但在超高龄化袭来的时候，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显然有些措手不及。有报道称，双无职高龄夫妇（指男65岁以上，女60岁以上），养老年金和各种补助加起来每个月可以得到20万多日元的收入，但健康保险、生活费等花费将达到26万日元以上，每个月都会有6万日元左右的赤字。该报道还称“定年退休时有没有供将来20年生活的存款才是保障老年生活的关键。”但如果以终寿超过100岁来计算，定年退休时则需要有供将来近40年生活的存款才行。按照大学毕业就参加工作来算，到定年退休为止，整个职业生涯也就40年左右而已。

  首先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人口结构中，如果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数量同步增长，会带来沉重的人口压力，但并不会引发严重的高龄化问题。高龄化带来的主要社会压力，还是在于劳动力不足以负担老年人带来的高消耗，这就是常在日本新闻中出现的“少子化”问题。

  由于少子化，日本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强势的卖方市场，大手企业各显神通试图吸引优秀的应届生，而高薪就是其中最基础的一个手段。相反，中小企业在人材招募方面苦不堪言，导致各大咨询公司纷纷开展人材采用方面的业务。可以说每一个招聘季都是各个企业的抢人大战。

  为了缓解这一现状，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解决的方案，其中鼓励中小企业将目光放在转职或者育儿结束的职场女性身上，她们有熟练的业务能力，可以很快投入工作为企业带来收益。这对于人手不足火烧眉毛的中小企业来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近年来日本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也逐步升高，更多已婚的女性也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价值，回到职场。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女性就职率的提升是由于牺牲了育儿的机会和时间。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思想上和社会风气上的进步，并不能为她们带来工作和家庭的两全。日本每年出生的孩子数量还是在逐年减少中。

  根据一般财团“1more baby应援团”的公开调查，有8成以上的夫妇表示生到2个以上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有86.5%的比例认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不能生那么多。而就职母亲中有64.7%的人表示，正是因为工作导致不能多生孩子。除却日本人生理上本身的问题（如随着现代生活压力的增加，日本人中患有不孕不育症的比例也在增加），对于工作越来越明显的倾向阻断了家庭的育子之路。幸好，同时“政府生育补助”、“企业自办保育园”、“为女性职员提供自由可选的工作时间表”、“为男性职员放陪产假，鼓励他们多照顾家庭”等全社会方面的支持政策也逐步出现，为实现劳动力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长远之计。例如，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通过调查，提出的了“为生育第三个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每个孩子1000万日元补助”的提案。

  另外，劳动市场的扩大化还体现在返聘定年退休者上。一开始，汽车生产业等行业看中退休者的技术和经验，仍然将他们留在岗位上。之后，伴随着高龄者再就职的扩大化，向其他人材短缺的行业转行的情况也逐渐出现，比如医疗、介护、农业、环境、资源等多需要人手的业界，也开始接受从其他行业退休的职员。日本在高龄者返聘这一方面，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超过65岁同时领取年金和工资的就业者数量在2013年就达到636万人，占全体就业者的一成以上，超过欧美发达国家1~5%。而这一人数还在逐年急速增加中。而延长定年的政策也在讨论中。根据厚生劳动省2013年的调查，“有能力的职员即使年龄在65岁以上还是会雇佣”的企业就达到66.5%。也有经营者提出对于返聘的退休人员也提供正社员相同的待遇。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社会也在慢慢进入高龄化，但程度还远远不及日本。日本的超高龄化应对正好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引导。例如，及时调整人口结构、完善社会福利系统、稳定劳动者市场供需、为正在受到高龄化直接影响的行业提供好的政策环境等。作为个人来讲，高龄化和少子化这些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名词，带来的就业环境、生活环境的变化是缓慢而重大的，如果我们能保持对这些信息的敏感性，更有理由抓住就职的机会，进一步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